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个非常注重礼法规矩的人。他登基之初，便着手恢复并重新规范了继承自唐宋的服饰制度，对人们穿什么、怎么穿做出了非常详细的规定。衣料的种类、颜色、款式的选择，甚至鞋帽配饰的搭配，都有明确的章程。比如在当时视为上品的丝绸中，普通百姓被允许使用的，仅限于绸、绢、素纱等有限的几种。
有意思的是，当我们翻阅《马可波罗游记》时会发现，这位来自遥远西方的旅行者，在游历中国南方时被深深震撼。他生动地记录了那里妇女的景象：她们穿着精致的丝绸衣服，手腕上戴着金银或玉质的手镯，发髻间点缀着珠宝翠饰，耳垂上悬着精美的金饰。更让他惊讶的是当地的富庶与民风的和谐——如此贵重的饰物在身，竟无人起歹念抢夺。这在他眼中不可思议的场景，于当时的中国某些繁荣之地，或许就是寻常生活的真实写照。
这份以丝绸为代表的生活考究，并非关起门来的孤芳自赏。借助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明朝的丝织品，连同精美的瓷器和香茗茶叶，得以远播重洋，迅速成为国际市场上的抢手货。订单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回顾世界工艺史，明代的丝绸曾风靡欧洲宫廷，而瓷器和茶叶，更是成为了欧洲贵族阶层身份与品味的象征，深刻影响了他们的日常生活。
可以说，明朝的经济基础是相当殷实的，这一点与它的前朝宋朝颇为相似。宋朝在面临边境压力时，常常能够经济手段(比如提供相当于当时甘肃武威县一年财政收入的财物)来缓解紧张局势。明朝凭借其发达的海外贸易，以瓷器、丝绸和茶叶为支柱，源源不断地创造着财富，国力自然强盛。
然而，这种繁荣景象在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后被强行中断。欧洲对中国商品的巨大需求并未消失，他们转而寻找替代品：丝绸订单流向了印度，瓷器生产技术被日本借鉴吸收，甚至经由传教士利玛窦的信息传递，意大利人也开始尝试烧制瓷器。
贸易形态的改变有时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中英之间围绕茶叶的贸易就是一个转折点。嗜茶成风的英国需要进口大量中国茶叶，却苦于没有对等的商品来平衡贸易逆差。为了扭转巨额白银外流的局面，英国找到了鸦片作为“商品”输入中国。这种危害巨大的毒品交易最终导致了林则徐著名的“虎门销烟”，并成为鸦片战争的导火索。从某种意义上说，日不落帝国的扩张逻辑，在此刻显现出其贪婪蛮横的一面。
回看明朝内部的服饰制度，其核心不仅是审美，更是森严社会等级的外在标识。开国皇帝朱元璋将商人置于社会“四民之末”，地位最低。讽刺的是，随着经济发展，恰恰是这些富裕起来的商人阶层，在明朝中后期成为试图突破服饰等级限制的主力军。这种现象，仿佛后来英国人社会中对“爵士”、“勋爵”等头衔的追捧，人们也愿意为象征更高阶层的身份标识付出代价。
至于服饰本身的技艺，明朝亦有创新，比如金属子母扣的应用便是一个实用性的进步。不过在服装的基本结构上，依然延续了古老的传统：主要分为上衣与下裳分开搭配的“上衣下裳制”，和上下连属一体的“深衣袍服制”。这些形制的传承，也体现了文化血脉的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