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战国这一历史阶段，周王室的权势逐渐衰落，而五霸七雄等诸侯国则各自崛起，他们一方面致力于发展生产，注重商品的流通与交换，另一方面则不断兼并弱小国家，掠夺土地与财富。这一时期的特色之一便是对技术工匠的大量掳掠占有以及铁工具的广泛推广和应用，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各种手工业的交流与提升。这种全面的竞争态势无疑对纺织材料、服装剪裁工艺以及装饰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催生了一个服饰艺术百花齐放的崭新局面，推动了深衣服式等创新服饰的诞生。
在这一时期，以丝麻为主要原料的纺织生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程度。织绣工艺的显著进步使得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也愈发繁多。例如，河南陈留出产的花锦，山东齐鲁地区的冰纨、绮、缟、文绣等，都成为了当时的流行之选，其价格甚至比普通绢帛高出二十多倍。同时，南方吴越地区生产的细麻布，北方燕代地区的毛布、毡裘，以及西域羌胡族的细旃花罽等，都以其精美的质地和独特的风格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此外，湖北江陵马山楚墓中出土的一批古丝绸织物更是展示了春秋战国时期锦、绣、编组、针织等主要门类的丰富品种，其中通幅大花纹织锦的出现表明当时已经具备了相当完善的提花装置和先进的织造工艺。
那时，围绕社会上层统治者形成了一个个庞大的消费集团，而列国之间的聘问往来也需要大量的美锦文绣作为礼物。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请盟求和竟然需要贿赂数十乃至数百的工奴、工妾，他们擅长执针、织紝等技艺。这种对工匠的大量需求和风气的盛行促使官私纺织、刺绣等高级工艺品的生产规模日益扩大。以往周代规定珠玉锦绣不得在市面上随意出售的法规最终被突破，这进一步促进了工艺的传播和发展，使得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
春秋战国，不仅王侯本人身着华丽的服饰，就连他们的从臣客卿也都追求着珠玑足饰、腰金佩玉、衣裘冠履等贵重的装扮。与此同时，商代以来不断发展的雕玉工艺也在这一时期继续焕发着新的生机。精美的线雕、透雕、高浮雕和圆雕艺术品不断问世。至西周时期，“礼制玉”的确定以及读书人对玉有七德或十德的渲染更是兴起了小件佩玉的风尚。佩玉不仅尊卑有度，还被赋予了人格象征的意义。因此，“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成为了当时的普遍观念。这种影响所及之处，无论是上层男士还是女士都纷纷佩戴起几件或成组列的美丽雕玉饰品。
剑作为当时的新兵器也备受贵族们的青睐。他们为了展示勇武并兼用自卫而纷纷佩戴起镶金嵌玉的宝剑。此外，腰间革带上的各种带钩也成为了人们争巧斗艳的对象。以至于“宾客满堂视钩各异”成为了当时的独特风景。
男女的帽子在这一时期也格外引人注目。它们的裁制方法颇具机巧之处;在材料上则既有精致如蝉翼的轻纱也有贵重用黄金珠玉制成的;而在形状上则有的如覆杯上耸般挺拔诗人屈原就曾形容这种高冠为“切云之崔嵬”。
鞋子在这一时期也呈现出了多样化的特点。它们多用小鹿皮制作而成;或者用丝缕、细草编织而成;在南方多雨的地区还有通体涂漆并用锦、绦饰面以及底部设有防滑齿结的漆履等特色鞋子出现。
在冬季，白狐装成为了极为珍贵的皮衣选择，其价值可达千金之巨。而女子们则喜欢在袖口和衣缘处镶上毛皮以作出锋装饰。此外，还有半截式露指的薄质锦绣手套等精美配饰出现，为当时的服饰增添了几分独特的风采。
在女子发式装扮方面，更是花样繁多、变化无穷。楚国流行着束辫发的风尚，在中部打两个环后让余发自然下垂;或者将头发梳理后垂于肩下并拢成一坨如球髻状;还有的将头发垂在耳后再向上卷成蝎尾状等，这些发式显然都受到了商代传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和发展。小女孩们则普遍梳着双小辫的发型，显得格外可爱俏皮。
至于成年妇女们，她们已经开始佩戴金戒指等饰品来装点自己的手指;脸颊上还会点上一簇三角形的胭脂来增加自己的气色和魅力。据文献记载，这些原本都是周代宫廷中的制度规定，如金银指环用来表示有无身孕等。
但到了战国时期，这些原本具有特定意义的装饰品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象征意义，转而成为了一般性的装饰物。这一时期的社会风气常常随着权要人物的爱好而转移，展现出一种独特的时尚潮流。例如，《韩非子》中提到，齐桓公喜好穿紫色的衣服，结果国人一时间都纷纷效仿，全身衣紫。又如《墨子》所述，楚王偏爱细腰之美，于是爱美的大臣们为了迎合这一风尚，纷纷节食瘦身，以至于面黄肌瘦。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春秋战国时期的服饰艺术得以蓬勃发展，不仅体现在服饰的材质、工艺和款式上，更体现在服饰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和社会风尚上。这一时期的服饰，既是对古代服饰艺术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后世服饰艺术的启迪和影响，堪称中国服饰艺术史上的辉煌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