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华夏，这片被誉为“礼仪之邦”的广袤土地上，礼仪之道既是文化的精髓，也是社会交往的基石。中国古时的五礼制度——吉礼敬天地，嘉礼庆人生，宾礼待宾客，军礼壮国威，凶礼哀逝者，无一不彰显着礼仪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它如同空气般无处不在，渗透于每个人的言行举止之中。
在那个时代，礼仪既个人修养的体现，也是当时社会秩序的维护者。一旦有失礼之举，轻则被社会舆论所谴责，重则可能招致仕途受阻，甚至身陷囹圄，性命堪忧。礼仪之温柔，能助人平步青云，名垂青史;而其严苛之处，则如同无形之刃，稍有不慎便可能让人遍体鳞伤。
礼仪，这一社会润滑剂，贯穿于人际交往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温馨的家庭聚会，还是庄重的国家大典，都离不开它的身影。家礼维系着家族的和睦与威严，国礼则奠定了国家的尊严与秩序。违背家礼，家法难容;背离国礼，国法必究。
故而，古人深谙“学礼以立身，行礼以处世”之道。他们认为，无论是为了仕途的顺畅，还是为了个人安全的保障，学习并遵守礼仪都是不可或缺的。礼仪的缺失，不仅会使个人难以立足，更会让家庭与国家陷入混乱。
回望历史长河，我们不难发现，“礼从娃娃抓起”的观念在古时就已深入人心。尽管这一理念被反复强调，但仍有人对此不以为然，终因疏忽礼仪而酿成大祸。比如唐朝那位名叫韩思彦的大臣，便因长期忽视礼仪的学习与练习，最终在一次关键的皇帝召见中因忘记蹈舞而失态，进而因言语不当得罪了权臣，导致仕途尽毁，晚景凄凉。
韩思彦的悲剧，是对“书到用时方恨少，礼到用时方显贵”这一古训的深刻诠释。它告诫我们，无论是在哪个时代，掌握并熟练运用礼仪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这个复杂多变的社会中，有礼之人往往能够赢得更多的尊重与机遇;而无礼之人，则往往举步维艰，处处碰壁。
在盛唐时期，蹈舞礼不仅是臣子谒见君主时不可或缺的仪式，更是一项考验体力与毅力的庄重行为。年迈大臣，虽身体渐衰，步履维艰，面对此礼却不得不勉力而为，其情可悯。幸而，帝王仁慈，洞察此情，特准部分老臣免去此繁文缛节，此举无疑为老臣们带来了一丝慰藉与轻松。
然而，皇权之下，亦有另一番景象。有时，帝王一念之差，即便深知臣子体弱年迈，亦会借蹈舞礼以试其心志，或含惩戒之意。若臣子实难从命，帝王虽不至于严惩，却也难免心生芥蒂，从此君臣疏离，甚至永不相见，尽显宫廷复杂多变。
回溯隋朝，有一位名臣苏威，其地位显赫，曾与高熲、杨雄、虞庆则并称为“四贵”，后又与宇文述等人共掌朝政，号为“五贵”，一时风头无两，深受皇恩。苏威一生勤勉，辅佐两朝，长达三十余载，忠诚可鉴。然而，隋末乱世，起义蜂起，皇帝却偏听谗言，对国难视而不见。苏威直言进谏，反遭猜忌，更因《尚书》进献与辽东战事之议，触怒龙颜，终致祸端。
随后，苏威被指结党营私，图谋不轨，更被冠以滥授官职、惧敌畏战之名。隋炀帝怒而罢其官职，削其爵位，贬为庶民，昔日辉煌，转瞬成空。苏威之遭遇，令人唏嘘，亦警示后人：择主需谨慎，忠诚更需始终如一。
然而，苏威在乱世中的选择，却令人大跌眼镜。他先是依附弑主的宇文化及，后又转投李密、王世充，其政治投机行为，令人不齿。最终，在李世民平定王世充后，苏威虽欲再攀高枝，却因其过往行径，被李世民严词拒绝，晚年凄凉，无人问津。
苏威之例，再次强调了礼节与忠诚的重要性。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礼节始终是衡量人品与修养的重要标尺。在今日社会，虽礼节形式有所简化，但其精神内核——尊重、谦逊与忠诚，依然是我们应当秉持的宝贵品质。无论是在官场、商场还是日常生活中，遵守礼节，不仅是对他人的尊重，更是自我修养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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