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提及“大红大紫”或“红得发紫”这样的说法时，它们实则是用以描绘某人或某事物如日中天、声名显赫的状态。然而，你是否曾好奇，为何偏偏选用红色和紫色作为这种比喻，而非其他色彩呢?这背后的缘由，深深植根于中国古代对色彩的独特理解以及严谨的官服制度之中。
在古人的色彩观念里，正色，指的是青、赤、黄、白、黑这五种纯粹无杂的颜色，它们各自独立，代表着天地间最为基本的色彩。而间色，则是由正色相互融合而来的新色彩，包括绀(红与青的交融)、红(浅淡的红色)、缥(淡淡的青色)、紫以及流黄(带有褐色的黄色)。在古代社会的礼仪规范中，正色与间色的使用被严格界定，它们不仅代表着色彩的差异，更是明贵贱、辨等级的重要标志。孔子曾明确指出，“红紫不以为亵服”，意即红色和紫色的布料不可用于制作日常家居的便装，这足以显示这两种色彩在当时的特殊地位。
紫色，作为一种间色，原本被视为较为低贱的色彩。《释名·释采帛》中便有这样的解释：“紫，疵也，它并非正色，而是五色中的瑕疵，有着迷惑人心的特质。”然而，紫色的命运在历史进程中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春秋时期的霸主齐桓公，对紫色情有独钟，这一偏好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有所记载：“齐桓公喜爱穿紫色的衣服，结果整个国家的人都效仿他穿起了紫色。那个时候，五匹生绢也换不到一匹紫色的布。”这一现象曾让齐桓公倍感忧虑，后来在管仲的劝说下，他放弃了穿紫衣的习惯，仅仅三天后，国内就再也看不到穿紫色衣服的人了。
尽管如此，齐桓公所开创的这一风尚却流传了下来。到了南北朝时期，五等官服制度应运而生，其中明确规定了朱、紫、绯(深红)、绿、青五种颜色的官服。以唐代为例，官员的品级与服色紧密相连：三品以上的高官身着紫色官服，彰显其尊贵地位;四品官员则穿深绯色的衣裳，五品为浅绯色;六品官员的服色为深绿，七品为浅绿;而八品和九品的官员则分别穿着深青和浅青的官服。
在武则天的统治时期，有一位名叫傅游艺的官员，他因擅长奉承而在官场中迅速攀升，一年之内便从青色的低级官服升迁至紫色的高级官服，因此被人们戏称为“四时仕宦”。而白居易的名句“江州司马青衫湿”，则透露出诗人被贬官后只能穿着青色官服的无奈与哀伤。
值得一提的是，“朱”色原本属于正色，而“红”色则是间色的一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红”逐渐取代了“朱”的地位。于是，“大红”进而演变为“大紫”，成为了官位升迁的象征，“红得发紫”一词也由此衍生而来，寓意着仕途的辉煌与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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