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女性服饰呈现出显著的阶层分化与时代演进特征。在礼制规范与时尚潮流的双重作用下，不同社会阶层的着装风格形成鲜明对比。上层社会女性在正式场合延续唐制，宽袍大袖的礼服制式仍占据主导地位，而日常便装则突破传统框架，开创出独具时代特色的审美体系。这种"礼制守旧"与"常服创新"的并行发展，折射出宋代社会文化中传统礼教与市民文化的微妙平衡。
建隆年间至天禧年间(960-1021)，民间服饰呈现前所未有的创新活力。都城汴京的街市间，"时世妆"更迭速度令人应接不暇，从织物纹样到裁剪方式均突破传统规制。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市井女子竞相效仿宫样，却又别出心裁地融入异域元素，形成"四方衣饰汇京师"的独特景观。这种服饰文化的爆发性增长，实为商品经济繁荣与市民阶层崛起的直观反映。
面对服饰逾制的社会现象，景祐三年(1036)朝廷颁布《服饰禁约》，明确限定各阶层服饰规格，特别强调"庶民毋得衣文绣"。然而政策执行效果有限，元丰年间(1078-1085)的御史台奏章显示，商贾之家的女性仍盛行"销金刺绣"之服。至政和七年(1117)，礼部侍郎王僚上《禁奢疏》，痛陈"娼优服金玉，农妇饰珠玑"的乱象，促使朝廷出台更严苛的服饰禁令，甚至将穿戴契丹样式服饰定为违制。
上层女性的日常着装逐渐形成"尚纤巧、求雅致"的新审美取向。衣料配色突破唐代浓艳风格，转向以沉香、月白、鸦青等中间色调为主的含蓄表达。织物纹样由程式化的团花演变为写意折枝，这种艺术化转变与同期文人画的发展形成美学呼应。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劳动妇女的实用主义着装：窄袖短衣搭配素色长裙，既适应生产需要，又暗含阶层标识。
缠足习俗的演变颇具象征意义。这项肇始于五代宫廷的审美实践，在北宋中后期经士大夫文化包装，逐渐演变为"妇容"标准。苏轼《菩萨蛮·咏足》将这种身体改造赋予诗意想象，而实际过程却充满血腥与痛苦。这种畸形的审美取向，不仅塑造着女性的身体形态，更深刻影响着社会性别观念，成为观察宋代文化矛盾性的重要窗口。
综观两宋三百年，女性服饰的演变轨迹清晰可见：从北宋初期的开放多元，到中后期的礼制整饬;从唐风遗韵的宽博之美，到独具宋韵的纤巧之姿。这种变迁既受政治经济格局变动的推动，也受文化思潮嬗变的影响。特别是随着理学思想的发展，服饰逐渐成为"正名分、辨等差"的道德载体，这一转变在女性服饰规制中体现得尤为显著，为后世服饰文化的走向埋下重要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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