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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治下的文化盛景,经史子集的大发展

唐玄宗李隆基,作为唐朝的杰出统治者,其在位期间对文化的推动与发展,堪称一时之盛。特别是在他执政的前期,他对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为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开元年间,唐玄宗积极倡导并实行“大收群书,以广儒术”的政策,鼓励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投身文化事业。这种政策不仅为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更使得诸多知识分子得以在文化的广阔天地中一展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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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秘书监马怀素观察到,南齐王俭的《七志》与唐初的《隋书•经籍志》等目录学著作虽有其价值,但尚存不足。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文献不断涌现,亟需一部更为完备、全面的目录学著作来指导学术研究。于是,他提议集中当代的学者之力,共同编纂《今书七志》。与此同时,左散骑常侍储无量也提出了通过缮写刊校、整理古籍的建议,这些都得到了唐玄宗的大力支持。


开元三年,唐玄宗更是亲自过问文化事业,他对马、储二人说:“内库所藏,皆是太宗、高宗先代旧书,但长久以来,宫人主掌,书籍多有残缺,且篇卷错乱,难以查阅。卿等可为我整理之。”这一举动不仅体现了唐玄宗对文化事业的重视,更彰显了他对知识分子的尊重与信任。


开元七年,唐玄宗又下令公卿士庶之家,凡有异书,官家可借缮写。这一政策的实施,极大地丰富了国家的藏书,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可惜的是,由于马、储二人未完成任务即去世,后由元行冲、殷践猷等人重修成《群书四部录》200卷,后又略为40卷,名为《古今书录》。然而,安史之乱后,这些珍贵的著述都不幸散失,成为历史的遗憾。


此外,开元年间,吴兢、韦述等学者也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他们的著述如吴兢的《贞观政要》、《齐史》等,韦述的《开元谱》、《国史》等,都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唐玄宗对知识分子作用的重视密不可分。


值得一提的是,开元年间,长安的图书保存量也达到了空前的规模。经过大规模的搜集整理,经、史、子、集四部书各为一库,藏书数量达到了惊人的十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卷。这不仅显示了当时文化事业的繁荣,更体现了社会安定的良好环境对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


总之,唐玄宗李隆基执政时期,文化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他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积极推行文化政策,为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他的推动下,唐朝的文化事业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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